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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部署：重点加强务工人员返岗运输保障******

　　中新网2月2日电 据“交通运输部”公众号消息，近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印发通知，就务工流、学生流返岗返校等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

　　一、进一步强化客流组织保障

　　(一)切实加强旅客运输组织。各地要加强春运后半程客流研判，统筹综合运输资源，强化运力保障，合理安排班次，充分满足群众返程需要。要加强城乡交通运力与铁路列车、道路水路客运班线、民航班机等信息共享和衔接，提升疏运能力，畅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要加大农村运输服务保障力度，通过开通赶集班、春耕班、开展预约响应服务等方式，最大程度满足农村群众赶集、农忙等出行需求。

　　(二)重点加强务工人员返岗运输保障。各地要加强务工人员返岗情况摸排，通过加密客运班次、增开定制客运线路、强化城乡客运衔接等方式，提升务工人员返岗运输服务保障能力。对于目的地集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可开展上门售票服务；具备条件的，可提供包车、专列(包车厢)、包机等“点对点、一站式”运输服务，切实保障务工人员安全便捷返岗。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部分包车费用等方式，降低务工人员出行成本。

　　(三)切实加强学生返校运输保障。各地要按照“分期分批、错时错峰”的原则，稳妥有序做好高校学生返校运输服务保障工作。高校集中的地区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学生短时间内集中抵达的情况，加强运力调度，通过开行校园专线、大站快车、区间车、延长运营时间等方式，及时疏解学生大客流。对于出行需求集中、出行距离适中的学生群体，可提供家门到校门的包车直达服务。

　　(四)持续加强自驾人员出行服务保障。各地要加强区域路网、重点水域运行动态监测，多渠道及时发布路网、客滚航线运行信息，动态更新发布拥堵缓行路段、客滚航线信息，引导自驾人员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出行线路。要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运营保障，强化服务区加油、充电、用餐、如厕等基本服务管理，确保商品供应充足、环境卫生可靠、服务便捷高效。

　　二、进一步加强交通物流保通保畅

　　(五)持续做好医疗物资运输服务保障。各地要加强属地重点医疗物资保供企业、重点物流企业跟踪监测，强化运输组织和运力调度，持续做好医疗物资运输保障工作。要指导属地骨干物流运输企业与医疗物资生产经营企业、流通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保障物资调拨、运输、流通等环节高效畅通运转，维护医疗物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要充分发挥各级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作用，建立部门间常态化对接渠道，建立健全疫情防控新阶段保障医疗物资稳定可靠供应、安全高效运输的长效机制。

　　(六)扎实做好春耕备耕物资运输保障。各地要及时掌握种子、农药、化肥、农机等农业生产物资运输需求，统筹利用综合交通运输资源，加强调度指挥和运输组织，确保农业生产物资运输需求及时响应、物资及时运达。要指导重点货运物流企业强化农业生产物资运输保障，优先承运、优先装卸、优先运输。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开通快速通道，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物资运输车辆优先快速便捷通行。对于承运春耕化肥等重点农业生产物资的船舶要实施优先引航、优先过闸、优先锚泊、优先靠离泊措施，确保农资水路运输通畅。

　　三、进一步落实落细疫情防控措施

　　(七)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各地要按照《2023年综合运输春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南》要求，严格做好客货运输场站、交通运输工具、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清洁消毒、通风换气，强化客运场站进站口、售票窗口、安检通道、检票口等重点部位客流组织引导，积极推广无接触式作业，最大程度减少疫情传播风险。要加强防疫宣传，引导公众提高防护意识，加强个人防护，理性错峰出行。

　　(八)持续加强从业人员防护。各地要督促交通运输从业人员上岗期间规范佩戴口罩、做好手部卫生，离岗后加强个人防护，倡导实行“两点一线”管理。优先保障交通运输一线从业人员防疫物资供应及疫苗加强接种，加强重点客运枢纽和在途时间较长的列车、客船退热等药品配备。坚持和完善关键岗位轮岗备岗制度，保障工作有效接续，确保春运期间重点枢纽场站不关停、重要运输通道和线路服务不中断、重点物资运输不断链。

　　四、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

　　(九)着力强化路网运行保障。各地要完善部省站三级调度、区域协调、路警联动等工作机制，坚持“一事一协调”，及时发现、快速处置路网阻断堵塞情况，持续做好疏堵保畅。要加强部门间信息协同，加强路网运行研判、气象灾害预警，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极端天气下的交通管控，备齐应急抢通力量，提高应急处置水平。

　　(十)着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各地要进一步强化客流组织，优化服务举措，积极开展人工售票、协助候乘等适老化便民服务，联网售票、电子客票等无接触服务，定制客运、联程运输等“门到门”服务。要畅通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高效做好接听转办工作，解答公众咨询，对旅客反映的问题即报即查、即转即办，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坚决杜绝矛盾积累。

　　(十一)着力加强春运宣传。各地要聚焦综合运输整体优势和各运输方式比较优势，做好出行资讯服务，推介便民利民举措，分阶段、分主题、全方位开展春运宣传引导。要聚焦一线从业人员、志愿者，进一步挖掘和宣传春运典型做法和生动事迹，讲好春运故事。

　　五、进一步强化安全应急保障

　　(十二)持续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各地要对春运安全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并举一反三，针对性完善安全监管措施，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加强冰冻雨雪等恶劣天气预警，督促运输企业做足做细途经路线选择、动态监控、安全培训、安全设施检查等各项准备，遇极端天气存在重大运输安全隐患的，及时调整计划，坚决杜绝冒险运营。要严格落实客运安全告知制度，督促旅客乘车期间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最大限度提高安全防护水平。

　　(十三)突出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管理。各地要深刻汲取春运以来有关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清醒认识节后返程高峰、复工复产对客货运输安全的影响，扎实做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针对重庆彭水“1·13”、云南玉溪“1·27”事故暴露出的包车异地违规经营问题，车籍地要加强旅游包车源头监管，旅客出发地要做好本地运力供给和服务保障。要加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各类危险品托运、承运、装卸、车辆运行等全链条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托运、违规运输危险品行为。要督促相关运营单位加强重点客运枢纽场站、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客流疏导和安全管理。

　　(十四)着力加强安全执法监督。各地要以务工人员输出、输入集中的市县为重点，持续深化客运打非治违，保持安全监管高压态势。要充实重点客运枢纽场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公路服务区等区域执法力量，针对性加强执法检查。要依托高速公路通行、联网联控等数据加强频繁出入本地的大中型客车排查，依法从严查处非法营运、脱离动态监控运营、违规异地运营、甩客倒客、客运包车未经备案擅自运行等违法行为。对本地查处的外地客车，及时通报车籍地强化源头管控和监测预警。

　　(十五)切实维护行业稳定。各地要强化底线思维，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加强行业动态和舆情监测，有力有效排查、防范和化解道路货运、出租汽车、城市公共汽电车等领域稳定风险隐患，做到处理在早、在小、在散。要督促出租汽车、道路客货运输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经营，保持运营规则稳定性，维护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十六)持续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各省级春运工作专班要继续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强化调度指挥协调，全面掌握本辖区内春运工作情况，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及时报送相关信息。(中新财经)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