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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榨菜：不止是场景消费下的娱乐需求******

　　被网友评价为2022年度最“下饭”的网剧《卿卿日常》

　　赵丽瑾

　　支起手机、解锁屏幕，追剧集综艺纪录片，刷各类短视频，正在成为很多人用餐时的新姿势。这类在吃饭时观看的视频节目、收听的有声书等，因为像榨菜一样被赋予“下饭”的功能，被称为“电子榨菜”。

　　虽然命名已经明确站在批评的立场，释放出多“食”无益的信号，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习惯了“电子榨菜”带来的快乐，甚至成了一种吃饭仪式，“挑选电子榨菜1小时，把饭吃完5分钟”。“电子榨菜”除指向一种用餐场景下的娱乐需求，还代表了网络时代文艺作品和娱乐产品的特征，更是用户文化和社会心理变化的结果。

　　“电子榨菜”是网络文艺作品与用餐娱乐诉求高度适配的结果

　　“电子榨菜”没有统一标准，主要看用户需求，而轻松治愈的内容，尤其易于被用户选作“电子榨菜”。

　　被网友评价为2022年度最“下饭”的网剧《卿卿日常》，可以算是“鲜香脆爽”的大众口味，故事没有再现清宫戏、古装宫斗、夺嫡的“名场面”，而是跳脱“雌竞”主题，围绕女性互助建构故事，加上甜宠情节，以三句一个包袱五句一个梗的密集笑点，营造了剧集内的恬淡生活，也让观看者体会到松弛快乐和闲适感。

　　有很多“电子榨菜”都是老作品。根据网友分享的清单来看，《武林外传》《蜡笔小新》《后宫·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老友记》《请回答1988》《琅琊榜》等剧情类电视剧、情景喜剧、动画短剧和美食类纪录片等颇受欢迎。《甄嬛传》开播11年间，观众已经从初级的看剧情、找穿帮镜头，到解读后宫娘娘们的话外之音，再到分析剧情以外的人物和情节，如今还出现了一批听到一句台词立刻能接下一句的“甄嬛传十级学者”“甄学家”。反复观看的用户不再停留于宫斗，对剧集烂熟于心，可以做到随时轻松接入的观看状态。

　　广义的“电子榨菜”，曾包括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的短视频、微短剧，研究者批评其叙事手法碎片化、主题表达简单化、内容质量肤浅化等问题。确实，短视频、微短剧在故事叙事、人物塑造、时空容量等方面的连贯性、复杂性，与剧集、综艺、纪录片有一定差距，观看的体验也有差别。同时，吃饭时刷短视频、微短剧需要频繁选择和切换，或者被动接受算法推荐，也会影响观看沉浸，降低娱乐快感。因此，“电子榨菜”不仅要具备轻松治愈的内容，匹配简单易得的操作，才能满足用户的娱乐体验需求。

　　与剧集不同，美食纪录片直接把美味诱惑的氛围拉满。《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画面极致精美，观看中很容易被背景音乐带入吃饭场景。《人生一串》中烧烤的烟火味，《小海鲜》中海的鲜味，《寻味顺德》《新疆味道》《老广的味道》中各地的滋味是真“下饭”。《早餐中国》索性带出店名，让观看与品尝只差一个“打卡”的距离。即使寡淡的生活和食物，在各种美食纪录片的视听感染中，总会触发舌尖的兴奋和肠胃渴望。

　　“电子榨菜”代表了新场景下，用户对文艺作品娱乐功能和消费形式的创造和延伸。《卿卿日常》等作品的创作者并不拒绝“电子榨菜”的定位，在一个用户需求主导和影响文艺作品、娱乐产品内容生产的语境下，作品与用户是互为成就、深刻影响的。未来多场景下媒介发展的新需求，可能激发网络文艺发展更多契机。

　　“电子榨菜”是人们在虚拟空间寻求“精神按摩”的尝试

　　与人们日常随时随地刷手机不同，用餐时间和地点相对稳定，“电子榨菜”比其他碎片化观看更容易专注沉浸，同时获取成本低，从内容到时间都无需额外支付，就能在日常工作生活的夹缝中加速获得快乐。有人用“电子榨菜”消磨独自用餐的“孤独”，也有人架起屏幕昭告天下“请勿打扰”，保护一人份的自在；无论看什么、听什么下饭，人们都意图在虚拟的屏幕中暂时寻找一块舒适的情绪环境，或者自由地掌控一小段时间，将现实固定拥挤的时空，在心理层面上想象性地拓展。

　　闲暇时光的娱乐无可厚非。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并把休闲看成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文字“休”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美善、福禄，“倚木而休”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对自然的敬畏。“闲”常被引申为道德、法度，通“娴”，有思想纯洁与安宁的意思。只是在当代竞争社会，追求绩效让人们深感时间紧迫。因此，很多人无法在几十分钟的用餐时间“无所事事”，加速娱乐或获取信息，成了某种兼顾和平衡的选择。

　　不过，屏幕把“电子榨菜”与先贤哲人所思考的闲暇、休闲区分开来。触屏观看可以自由选择内容，并可以使用智能按键解决观看过程中的个性化诉求，大多数功能体现出高效性、便捷化，例如倍速、跳过片头广告等选项，大大简化了“电子榨菜”的播放和观看过程。这般操作下来，一顿饭的功夫，即使较长的剧集、综艺、纪录片，刷完也不是问题，吃饭娱乐两不误。只不过长此以往，人们可能逐渐失去了对完整文艺作品的耐心，以“小帅和小美”为代表的“三分钟看电影”“五分钟追剧”泛滥全网，不仅压缩了影视作品时长，同时暴力拆解情节人物，通过降低理解难度的方式，迎合用户高效休闲、加速娱乐的趋势。可见，人们在用“电子榨菜”调味加料调节食欲的时候，要提防别被“电子榨菜”彻底更改了口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依赖技术体验感知世界，已然成为一种媒介未来发展的趋势。作为数字原住民，“Z世代”的成长伴随互联网媒介的迅速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等是生活标配。近年频繁的线上社交、学习和工作，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在虚拟世界中体验情绪、补偿心理。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几乎成为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被看作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第六种感觉器官。人们愿意并能够将情感体验、情绪价值等需求转向虚拟世界，随时筑起个体精神世界的虚拟空间，以此抵消物理空间对人精神的强占关系。当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深度介入人们日常生活，加之新冠疫情等因素，加快了人类身体演化为“自然肉身科技赋能”的新形态，有研究者提出人类已经是一种初级“赛博格”。人类原本依赖身体感官体验世界、认知世界，未来感知外部世界的渠道将逐渐深度依赖技术手段，同时人们也开始习惯技术赋能所带来的存在体验。

　　在“元宇宙”概念对于未来媒介的构想中，提出以虚拟空间的建构和技术身体的发展，拓展有限的现实空间，增强人类的生命体验，补偿现实的有限性和匮乏。“电子榨菜”虽是小菜一碟，远非科技的饕餮盛宴，但是戴上耳机，点击播放键，人们在视觉和听觉带动下进入故事虚构世界和技术虚拟空间，躲避复杂的现实人际关系，遗忘繁重的工作和压力，以知觉沉浸对抗现实压迫，通过“精神按摩”寻找心理舒适空间。

　　但不得不承认，“电子榨菜”也是人类高度依赖网络媒介，并在各种场景深陷其中的结果。当越来越多的人即使面对面进餐，也各执一部手机逃离现实，并导致吃饭时间延长，工作思维和注意力难以集中，则意味着新的对人精神的强占关系正在形成，需引起足够的警惕和反思。毕竟，真正的文艺作品，应该有助于人们精神境界的阔达和情感的自由。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